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对工程总承包合同的性质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这类合同性质时缺少统一的裁判标准，也使得纠纷发生时如何确定案由和管辖法院亦容易成为当事人的争议焦点。鉴于此情况，人民法院在审理工程总承包合同纠纷的过程中，通常需一并处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若被认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或者需先行就合同性质作出认定，进而才可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所建立的法律关系性质。因此，正确理解工程总承包合同的性质，对案由、管辖法院以及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工程总承包合同性质，笔者查询到24个关联度较高的司法案例。根据这些案例适用的案由，有12个案件将工程总承包合同认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6个案件认定（或推定）为建设工程合同，有5个案件认定为承揽合同，还有1个案件对工程总承包合同没有明确的定性，仅按照“合同纠纷”来处理。以上案件的案由统计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通过上表数据，我们发现，有五成的审理法院认为工程总承包合同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此外分别有接近四成的审理法院认为应属于“建设工程合同”或者“承揽合同”。虽有案例按照“合同纠纷”来处理，但仅为个例且审判法院层级不高，故并不属于主流观点。

针对以上案例检索情况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

首先，大部分法院将当事人基于工程总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认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并适用专属管辖，审理法院主要从案涉合同的名称（是否载明总承包合同）、内容（是否体现为合同法所规定的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涉及到工程的设计、土建、安装、调试、交验等程序）、目的（是否为要实现工程项目的竣工及投入使用）、工作成果形式（是否为不动产）等角度，认为案涉合同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构成要件，由此将案由定性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并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法院；

其次，有的法院直接将此类合同纠纷认定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在该类合同纠纷究竟应当被认定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还是承揽合同纠纷的争议中，审理法院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于2021年1月1日失效）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之特征[1]对案涉合同的性质进行判断，认为案涉合同具有的建设工程合同特殊性，比如工程设计、工程施工等均在承包范围内，明显胜于承揽合同的一般性，此外，通过一些案例中审理法院对案涉工程总承包合同项下分包合同性质的认定，亦可推断出案涉工程总承包合同属于建设工程合同[2]；

再次，还有的法院则将此类合同纠纷认定为承揽合同纠纷，其认定理由体现为，案涉项目不属于不动产，讼争合同的主要内容属于设备、材料的采购和安装等承揽合同内容，案涉工程以设计、安装、调试工作为主、少部分土建工作为辅（或不包括土建工作，此情况下合同主要工作范围已超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范围）、讼争合同的标的是完成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符合承揽合同的法律要件）等；

最后，在川宏达石油天然气工程有限公司诉灵石县远帆商贸服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3]中，双方当事人就合建站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总承包事宜签订了《灵石县远帆商贸服务有限公司灵石县南关镇液化和压缩天然气加气合建站工程总承包（EPC）合同书》，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灵石县人民法院认定该合同项下的工作范围包括勘察、设计、采购和施工等工作，但将案件作为合同纠纷进行处理。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法院对当事人之间基于工程总承包合同所建立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来看，主要体现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承揽合同或合同关系四类，由此合同纠纷的案由主要体现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合同”“承揽合同纠纷”或“合同纠纷”四类。需注意的是，若被定性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将适用专属管辖，也即是由工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否则，案件不适用专属管辖，具体则应按照合同纠纷的管辖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承前所述，由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空白，法院在认定工程总承包合同性质问题上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因此，当因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实际难以预估法院对合同性质及所涉管辖问题的判定。鉴于此，笔者建议合同当事人着重把握以下三方面：

第一，当前法院在处理工程总承包合同纠纷时，仍主要将其性质认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即便个别法院将此类合同纠纷归类为更广层面的建设工程合同或合同纠纷，但在审理过程中，有关法律适用仍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定性为基础。因此，当双方之间的纠纷集中在施工领域时，比如为追讨工程款引发诉讼，则应当善于引用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中于己方有利的规定维护权益。

第二，在法院管辖问题上，若当事人对案件的专属管辖有所诉求，则应当尽量争取促成法院将合同性质认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具体可从合同名称、承包范围、工作内容、承包方式、合同标的物、合同目的等角度寻找有利支撑。

第三，由于工程总承包合同性质的认定尚存争议且司法实践中并未形成压倒性的裁判观点，如当事人希望尽可能提升管辖的可预见性，可以考虑约定通过仲裁解决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