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称《民法典》）对情势变更原则的内涵和适用进行了调整。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在《民法典》生效之前，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法律依据为《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从法条变迁上看，《民法典》背景下情势变更原则主要存在三点显著变化：

【裁判要旨】情势变更原则的核心适用条件为显失公平，若因客观情况变化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应适用法定解除权之规定。

【案 例 一】长沙县水利工程建设中心与湖南泰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审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       号】(2021)湘01民终12376号

【案情简介】2019年2月18日长沙县水利中心（发包人）与泰华公司（承包人）共同签订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泰华公司于2019年3月21日获批开工。2019年6月10日，长沙县水利中心向泰华公司送达暂停施工通知》，载明因长沙机场改扩建原因导致案涉工程部分项目重合，为避免重复建设，该项目自2019年6月10日起暂停施工，复工时间另行通知。之后，泰华公司与长沙县水利中心未就案涉工程停工产生的费用结算问题达成一致，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因相关政府突然启动长沙黄花机场改扩建工程，导致案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该政府行为可认定为情势变更，故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

【裁判观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情势变更制度下，合同并非无法继续履行，而是继续履行将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故从鼓励交易、平衡双方利益角度出发，设定再交涉机制，从程序上保障意思自治，给予自行排除交易障碍的机会，增加自主处理合同纠纷的可能性。从本案情况来看，因长沙黄花机场改扩建原因，导致案涉施工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故本案不宜适用上述关于情势变更的法律规定，而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解除案涉施工合同。一审法院将案涉施工合同解除的原因定性为情势变更存在不妥，本院予以指正，但一审判决解除案涉施工合同的处理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因不可预见的政府行为、政策变动或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其他合同基础条件发生变化的，继续履行确属于显示公平的，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案 例 二】北京达实德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观澜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案       号】(2022)京01民终969号

【案情简介】2015年2月12日观澜湖公司(甲方)与达实德润公司(乙方)签订《绿色建筑咨询认证服务合同》(以下简称《认证服务合同》)，委托达实德润公司进行深圳观澜湖国际学校绿色建筑咨询和认证事宜。2016年3月30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龙华管理局向观澜湖公司出具第一份复函，明确案涉项目宗地全部为农用地，全部为限制建设区。2018年5月21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龙华管理局向观澜湖公司出具第二份复函，表示关于项目涉及观澜湖集团未建配套设施用地收回问题相关处理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请你司待用地处理方案确定后，再按处理方案开展相关工作。观澜湖公司认为，根据2016年3月30日政府出具的第一份复函，案涉标的的土地用途变更，导致《认证服务合同》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客观上不可能继续履行，同时继续履行成本过大，属于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法定解除事由。达实德润公司则根据2018年5月21日政府出具的第二份复函主张因用地收回方案尚未确定，土地用途变更不构成不可抗力，双方之间的《认证服务合同》应当继续履行。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均认可本诉所涉合同标的所在地块经有权部门答复其使用权为农用地，为限制建设区。在此情况下，虽有权部门答复就上述土地收回历史问题的处理方案尚未最终确定，但上述答复已经客观造成了项目的停滞，且停滞时间已达数年之久，如若选择等待处理方案后再继续履行合同，可能造成经营成本的浪费及不可预估的政策风险，确有显失公平的情形，且本合同的履行基础系基于建筑设计项目，依据现有证据可见双方已无法进行协商变更。故在此情况下，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认证服务合同》不宜继续履行，应当解除，解除时间为起诉状副本送达达实德润公司之日即2021年5月12日。

【裁判要旨】合同签订后，一方当事人后续实施的行为导致合同基础条件发生变化的，若其主观上不存在明显过错，则属于情势变更的触发事由。

【案 例 三】克拉玛依富士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陕西天创智能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审理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       号】(2021)新02民终564号

【案情简介】2017年9月26日，天创公司(承包人)与富士德公司(发包人)签订《first广场消防系统安装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天创公司承包first广场消防系统安装工程。上述合同签订后，天创公司依约进行施工至2018年11月冬休。2019年富士德公司与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克拉玛依万达广场合作协议》及《克拉玛依万达广场租赁合同》，同年将first广场建设项目变更为“克拉玛依万达广场”项目。因案涉项目first广场项目变更为万达广场新项目，天创公司依富士德公司要求，对现场进行了部分拆除工作。2020年1月6日和2020年4月15日，天创公司均通过微信将“克拉玛依万达广场购物中心消防工程变更增加部分”的工程量以及“first广场消防已完工程量”文件发送给富士德公司，但富士德公司未进行任何答复，故天创公司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富士德公司支付工程款并解除双方签订的《first广场消防系统安装工程施工合同》。

【裁判观点】2017年订立案涉合同是基于first广场建设项目，但2019年在该项目原址上变更为“克拉玛依万达广场”项目，万达广场要求变更项目内部结构、房间结构，存在消防建设施工设计调整、变更的客观事实，双方履行签订的案涉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克拉玛依万达广场项目入驻是上诉人富士德公司乐于促成的，就本案的发生双方均不存在明显过错；虽然富士德公司上诉称是在同一宗地块上开发的同种类商业地产项目，但项目名称、内部结构、消防标准、质量要求必然按照“克拉玛依万达广场”的要求发生实质性改变，由于存在前述情势变更情况，且双方在长达二个月的时间内未就继续履行合同达成协议，按照既定价款、既定工期继续履行原合同，对被上诉人天创公司显失公平，故支持天创公司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当事人以政府部门发布的调差文件作为依据，主张建筑材料价格涨落异常构成情势变更的，实践中法院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裁判观点：一是认为政府部门的政策文件不具备强制效力，建筑材料价格涨落是否构成情势变更应当根据合同约定进行具体判断；另一种观点则肯定此类文件的参考意义，并结合涨幅情况进行认定。

【案 例 四】江苏雷格建设有限公司与江苏拉贝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审理法院】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       号】(2022)苏02民终3436号

【案情简介】2021年3月3日，拉贝公司（发包人）与雷格公司（承包人）签订施工合同，合同约定本项目为含税固定总价合同，在预算编制范围内项目施工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增加造价（含不可抗力），如开工日期延后材料人工发生涨跌均不调整。2021年5月21日，雷格公司向拉贝公司发函称：由于各种原因，建设工程所用的钢材、水泥、干粉砂浆等建筑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希望现有合作价格能作调整，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之规定，主要工程材料、设备、人工价格与招标时基期价相比，波动幅度超过合同投标价格的部分，风险由建设单位承担，为此希望业主方同意补签协议，补足材料上涨部分的差价，进行价差调整。此后双方为调价进行交涉，但无法达成一致。2021年7月12日拉贝公司起诉，要求判令解除合同并要求雷格公司承担违约金88.5万元。

【裁判观点】一审法院认为，从建设主管部门的通知与文件内容看，建设主管部门只是要求在尊重当事人约定的前提下进行风险防范，各类通知并未赋予当事人可以强行要求调整价格，而从文件的效力看也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约束力，况且案涉合同中也明确约定本项目为含税固定总价，在预算编制范围内项目施工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增加造价，含不可抗力，如开工日期延后材料人工发生涨跌均不调整，专用条款中也明确市场价格波动则不调整合同价格，上述约定系建设工程固定价格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雷格公司以霸王条款违反《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强制性规定而主张无效的意见亦缺乏充分依据，不予支持。价格上涨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并非是一个令市场主体猝不及防的突变过程，并且根据合同约定涨幅最大的钢材是由拉贝公司提供，显然雷格公司依据政府文件或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要求涨价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案涉合同约定为固定总价合同，开工之后的材料人工发生涨跌均不调整。该约定系双方对合同履行中价格涨跌风险的预判与安排，系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履行后不久，雷格公司遂因价格上涨而要求补签合同和增加价款，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构成违约，拉贝公司可以据此解除合同。

【案 例 五】郸城县商务局与刘德福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审理法院】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       号】(2022)豫16民终1734号

【案情简介】2018年10月18日，泰安公司（承包人）与郸城县粮食局（发包人）签订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泰安公司承包施工项目。项目招标文件专用合同条款的风险约定中并未包含材料、人力单价上涨的风险，施工合同通用条款明确约定当材料、人力单价上下浮动超过5%时据实调整，约定因发包方原因造成的材料上涨、停工、窝工等损失由发包方承担。2019年12月，项目竣工验收完成。根据中共郸城县委办公室颁布郸办文【2019】19号文件规定，郸城县粮食局并入郸城县商务局。之后，刘德福声称其是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并向郸城县商务局主张工程款支付。经一审法院委托，2021年9月13日河南众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出鉴定意见中明确“郸城县2017-2018年度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材料调差统计为人民币小写122764.72元”。

【裁判观点】关于材料调差问题，近年来受环境监督加严、国内外形势变化，建筑材料大幅度上涨，河南省建设厅于2008年2月14日发布了豫建设标【2008】11号文件，河南省建筑工程标准定额于2018年7月27日发布了豫建标定函【2018】27号文件，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2019年9月21日发布了豫建科【2019】282号文件，均规定了基于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和权责对等性要求，发承包双方应合理分担风险，并规定了招标文件及合同中对建筑材料价格计价风险无约定或约定无限风险，如约定不调整建筑材料价格或对建筑材料计价风险无约定或约定无限风险时，当主要建筑材料价格涨跌幅度超过5%时，造成合同一方继续履行困难的，发承包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和公平公正的原则，协商解决或按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9.8.2条规定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第3.4.1条(强制性规定)：建设工程发承包，必须在招标文件、合同中明确计价中的风险内容及其范围，不得采用无限风险、所有风险或类似语句规定计价中的风险内容及范围。原告提交的招标文件及合同中的专用条款中均未对材料风险予以约定，视为无约定或约定不明，原告主张调整工程价的可在市场风险范围和幅度之外的部分予以支持，本案河南众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出河南众惠【2021】建造鉴字318号建设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对材料的调差计算依据合法，对调差的材料鉴定数额122764.72元(含税金)，予以支持。预应力混泥土双T板由于没有可参考的基准价及信息价，无法鉴定该材料调价具体数额，原告在庭审后撤回对该部分的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

纵观上述案例，《民法典》生效后，法院在裁判时区分情势变更原则与合同法定解除权适用的场景，若合同成立基础条件的变化将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则法院将以合同法定解除权为法律依据支持当事人解除合同的主张，在裁判时贯彻公平原则，注重合同继续履行对一方是否显失公平的实质性考量，审慎考虑基础条件的变化和预见可能性。

而就情势变更触发情形而言，政府行为、政策调整、项目基础条件变化等当事人无法预见的事由均可构成情势变更触发情形，但上述案例三中涉及情形的认定则较为微妙。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中指出“合同的双方或一方当事人不能干扰或自己主动创造一些情势变更以期适用该制度”。在案例三中，富士德公司签订合同后主动与第三方达成合作协议对项目进行变更，导致原合同的履行基础发生变化，虽然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当事人对案涉项目变更并无明显过错，但富士德公司的行为是否满足“当事人无法预见”以及“不能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等条件，在实践操作中可能尚有讨论空间。另一方面，从情势变更原则的立法变化来看，《民法典》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的重大变化”调整为“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是否意味着非客观情况的其他情形发生重大变化的也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上述问题还待后续的司法裁判观点进行回答。

另一方面，在工程领域中，施工单位常以情势变更原则主张在物价上涨时调整材料价格，对于该履约困境，法院主要考虑以下因素进行综合判断：（1）当事人是否在工程合同中就建筑材料等物价涨落情况进行明确约定；（2）物价涨落的幅度是否超出合理范围，继续履行是否会导致当事人权益明显失衡；（3）是否存在因一方当事人过错导致的情形。对于政府部门发布的材料价格异常波动、材料价格调整等政策文件，司法裁判观点并不一致：部分法院认为如发生政策文件中提及的异常价格变化的，属于情势变更，应当准予调差；而有的法院则认为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并非效力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情势变更仍应当根据合同文件进行具体判断，如合同文件中已明确约定不予调价的，意味着当事人已预见价格涨落的可能，故不构成情势变更。

总体而言，虽然从立法趋势来看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范围呈现扩张趋势，但建设工程领域实务中法院对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仍保持一个较为审慎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新增“当事人重新协商”这一起诉或提起仲裁的前置程序，在工程领域的适用仍值得商榷。根据《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另行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与中标合同不一致，一方当事人请求按照中标合同确定权利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假设经招标的施工合同双方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就情势变更情形进行协商，并以情势变更为由变更合同的标的、价款、工期等实质性条款，是否会因违反《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而存在合同变更无效的风险？截至目前，笔者未在裁判文书网搜索到该前置程序适用的实践案例，故该程序在工程领域是否适用、如何适用、适用的法律后果存在不确定性。据此，在建设工程领域，合同当事人在进行再交涉程序时应当持谨慎态度，需充分理解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前提条件。

建设工程领域存在合同周期长、履约不确定性因素多的情形。因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严守原则的例外，其适用标准较高，故建议当事人提前做好风险预防，具体而言：

（1）在合同订立阶段，对于政府行为、法律法规或政策变化等潜在风险因素对合同履行阶段可能产生的影响，双方可在合同条款中明确约定如后续出现前述情形时的处理措施和责任承担。

针对建设工程材料、人工等可能出现物价涨落的情形，对于发包人而言，争取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价款不因材料、人工的价格涨落而发生变化，且约定发包人和承包人一致同意合同价款不受国家、地方和项目所在地关于调差的政策文件的影响；对于承包人而言，可在充分考虑建设材料、人工成本以及其他相关风险的基础上进行投标报价，并在合同条款中约定如工程材料及人工成本发生异常价格变动（建议明确具体的涨幅标准）时可以调整合同价款。

（2）在合同履行阶段出现上述情形时，如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建议当事人依据《民法典》规定的再交涉程序进行重新协商，但在协商时应当注意协商变更的事由是否涉及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如确有涉及实质性内容的，为避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而被认定无效，建议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进行确认和调整。